第四章 汉学泰斗

    光阴荏苒，转眼已是乾隆三十九年三月，桃花初开，春水初盛。瘦西湖畔，一片春意盎然。阮承信这一日带上阮元，牵了家中那匹老马，便道瘦西湖一带游玩。湖畔有一片地颇为开阔，阮承信便也在那里教儿子些射箭技巧。

    “这马上射箭，要比步射更难些。但元儿需记住，上臂的力量若是十分，下盘的力量便是二十分。下盘不稳，箭便射得不准。”阮承信在马上自己一边说着，一边示范。示范完毕，便让阮元上马，自己牵着马缰，让阮元安心锻炼。

    阮元臂力素弱，射得数箭，已然乏力。加上身在马上，又要照顾下盘，纵使父亲牵住了马，马儿不致跑动，也明显手忙脚乱，坚持到第十箭上，已无力支撑，颇为泄气的对阮承信道：“爹爹，孩儿实在不是习武的料。只恐……只恐祖父的武艺，是继承不下去了。”

    阮承信也知阮元于习武一道，并无天赋，教他习箭，不过为了强身健体，况且射艺乃儒家六艺之一，多学一些，也是为了体会圣人心境。看阮元已经难以坚持，也不强求。道：“元儿若是累了，今日便回去。这射艺只为健体，并无其它，若是累了，今日便回去吧。”说罢自己翻身上马，抱了阮元，缓缓而归。

    阮元觉得有点对不起父亲，一边走着，一边对阮承信道：“爹爹，元儿也想努力，可实在是……”阮承信素知儿子脾气，若不是真的体力不济，绝不至于放弃。便对他说出实情，道：“其实爹爹教你些骑射之道，也不是想让你继承祖业。你祖父当年考的是武举，后来人也勤勉，直做到参将。可眼下天下太平，考武举的，其实低人一等。爹爹教你习文这许多年，将来去应明经便是。只是你并未见过祖父，若是爹爹不教你，只怕日后，你会忘了阮家昔日的样子。”按明清科举制度，生员应举需在《四书》之外，自选《五经》中一经作答数题。所以民间文人也常借用古意，将文官科举称为“应明经”，以区分武举。

    阮元忽道：“爹爹，元儿看那东坡先生的谏用兵书，颇为不解。东坡先生既然都认为，用兵有那许多祸患，又说好兵必亡。那……那为什么祖父还要去习武，爹爹又要教孩儿骑射呢？”

    阮承信道：“这用兵一事，并非都是祸患。相反，有时候，也会因一些不得已之事，而去用兵。这用兵之事，是好兵，还是不得已而用兵，便只在一个‘义’字上。”

    阮元尚难以理解，便安静的听着父亲讲其中区别。

    阮承信继续道：“但凡用兵，有‘义’与‘不义’之分，所谓不义，东坡先生在文中所用事例，大抵皆是不义。但凡用兵战场，打仗的是前线将士，可运输粮草辎重，提供劳役，全在后方百姓身上。战事若是不义，百姓便不知因何而战，便不能提供足够的粮草物资。这样一来，前线将士便难以坚持了。”

    “就说秦始皇吧，他当年一统六国，天下太平，若到此为止，便是义战。天下百姓也乐于太平，不是吗？可之后，他却非要派五十万大军，南下百越，前线用兵五十万，后方提供物资的，便是百万人了。天下人刚看到战乱结束，本想着过几天太平日子，可依然要服这许多徭役，这还受得了吗？久而久之，人心不附，秦朝也便亡了。”

    “可东坡先生出生之时，宋朝是仁宗皇帝在位，虽然仁宗皇帝并非什么天纵奇才，却也是勤勉爱民之主。一时间生民和乐，天下无事。这时李元昊在西边起兵反宋，有何道义可言？对于宋仁宗而言，这便是义战了。所以东坡先生也说，尽管朝廷败了几仗，却未伤及根本，便是因民心所向、义举所为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祖父他打过仗吗？”阮元不禁问道。

    “当然了，你祖父当年在战场上很英勇呢。”阮承信道。

    “那，祖父打的仗，是义战，还是不义之战呢？”阮元又问。

    阮玉堂当年参加的战争，其中故事，颇为复杂。阮承信也说不清楚，那一战到底是义战，还是不义之战，便把当年的故事讲了不少给阮元听。讲完后说道：“其中义或不义，爹爹也说不清楚，元儿再读几年书，自己去评判吧。”

    很快二人一马回到虹桥，离扬州不过一里路程。虹桥在扬州城西北，本不在城内，可天下承平日久，扬州城又不大，难以居住过多人口。便有不少人索性在护城河北，漕河之南的虹桥、草河、天宁寺一带定居。虽非城墙之内，繁华程度，倒也不逊于城中。

    一路上眼看闹市、酒肆鳞次栉比，又是中午，阮家父子也有些饿了。阮承信便带着阮元，找了一家酒肆，点了炒豆腐、走炸鸡，想着阮元练箭一个上午，总是有些累了，也该慰劳他一番。正吃饭间，忽听得楼上有人高声笑道：

    “但愿昭明太子在天有灵，保佑我兄弟二人，今日不被饿死罢了！”

    阮承信想着不过穷书生自娱自乐，初不在意。阮元听得“昭明太子”四字，却欣喜异常，他平日和父亲、胡廷森等人读书，对《文选》已颇为熟稔，可平日看《文选》的读书人并不多，所以知音从来难觅。这时听到这四个字，顿时有久旱逢甘霖之感，便快步走上楼去，想看看对面是何方高人。

    上得楼上，只见靠墙一边，有两个书生打扮的人坐着。其中一人二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白净面庞，颇为和蔼可亲。另一人长身火面，约三十岁年纪，一双眸子闪闪发光，生人多不敢近。但阮元自觉二人应是知己，也不怕生，便径自过去作揖道：“后学阮元，敢问二位先生，刚才所言昭明太子，可是编辑《文选》的那位先贤？”

    两位书生一愣，没想到一句昭明太子，也会招来朋友。白面人看起来更和善一些，这时也主动答道：“这位小友如此抬举，我二人也真是惭愧了。这《文选》是千古经典，看过里面的文章，实在也不是什么稀奇事。”

    “可……可是除了爹爹，我没见到几个看《文选》的人……”阮元答道。

    这时阮承信怕儿子出事，也赶忙走上楼来，见是两位读书人，儿子应该不会有危险，便道：“在下仪征阮承信，这位是犬子阮元，平日和我读了些书，便有了兴趣。我们与外人交往不多，所以他听得二位讲昭明太子，便会如此感兴趣。”二人方知阮家父子来由。

    白面人道：“在下阳湖孙星衍，字渊如，那位兄台是阳湖洪亮吉，字稚存。我二人听得东原先生近日南下，便慕名前来，想得先生指点一二。不料这扬州米物甚贵，多花去不少钱。这不，我二人正犯愁怎么回去呢。”洪亮吉也对阮承信还礼。

    “阳湖……请问阳湖是哪里？”阮元这年不过十一岁，还未出过扬州府，对这个名字颇为陌生。

    “阳湖是常州府治之所，常州府城下面有两个县，一为武进，一为阳湖。我二人便是常州府城人了。”洪亮吉解释道。看他双目颇为精神，看似难以亲近，但答起话也十分客气。

    “那若是二位兄长说常州府，我不就知道了嘛。”阮元笑道：“可一说到阳湖，总是感觉陌生。”

    “小友你这就不懂了。”孙星衍笑道：“虽然我二人都是常州府人，可你要知道，常州府属下八个县，每一县均有不少生员。其中才华横溢，年轻有为的，也不在少数，我二人只是其中两个庸才罢了。小友你想想，常州这么多读书人，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也是常州人，我也是常州人，那谁能清楚你是常州哪里人？所以自报出身的时候，都会以县为依据，只言武进、阳湖。便和令尊只言仪征人，不言扬州人一样。”

    阮元大奇，不懂读书人里面还有这些规矩，平日阮承信也未提及，这一天算是开了眼界。

    “再说了，若是阳湖人出门在外，只称常州人，同席若有武进人在场，定要讥笑道：‘兄台，阳湖人便是阳湖人，说什么常州人嘛？和我们武进没关系的’。这武进阳湖虽同在常州府城，可论才子名儒，秋闱中式之人，总是武进多些。阳湖也是这些年出了瓯北先生，才算是小有名气了。所以若是阳湖人在外只说常州人，旁人反要以为你心虚，只知借武进声势，自充门面罢了。”孙星衍笑道。瓯北先生是清中叶史学大家赵翼，而秋闱便是科举中的乡试，江苏文人，不少都才高气傲，看不上其他府县，所以每逢科考，也都暗自较劲，绝不愿因本地中举人少，而失了面子。

    孙星衍模仿武进人那句话，乃是常州方言，学得惟妙惟肖。洪亮吉听了，也不禁笑出来，道：“其实你们不知，孙贤弟说阳湖近年出了些人才，便是说自己呢。我这位孙贤弟，平日精于《尚书》，便书里再难的文字，到他这里，也如履平地，绝无任何窒碍。乡里人都说，要是孙贤弟日后肯为《尚书》做注，那孔注蔡传，便弃而不读，也未尝不可呢。”洪亮吉说的孔注是孔安国注文，蔡传则是朱熹学生蔡沈所著《书集传》，尤其蔡沈书传，元明清三朝均是科举所用。所以他这般评价孙星衍，已是极高的赞誉。

    孙星衍笑道：“洪兄过誉了。小弟不过初窥门径，这二十九篇《尚书》，想融会贯通，还差得远呢。去年秋闱本也去过，结果呢，不出所料，榜上无名呀！”说到二十九时，明显重读，以示自己与时俱进，视流行的五十八篇版本《尚书》为伪作。

    阮承信倒是听出，孙星衍既应得乡试，想必也是生员，便道：“孙贤弟年方弱冠，已中了秀才，日后自然前途无量。至于这省试，本就不易，贤弟也无需着急。”

    洪亮吉叹道：“阮兄有所不知，我这孙贤弟论才华、论见识，比那些中举人的，要高得多呢。只是那制义时文一道……”

    孙星衍道：“什么制义时文，直说八股文好了。也不知当年，是什么人发明出这般文字，这不是消遣我们的吗？经义策问，本是讨论圣人之道的。可一到了科考的时候，便成日‘对仗’、‘对仗’，要对仗你写诗去呀。讨论圣人之言，还要对个不停，着实烦人。”

    阮承信也点头道：“孙贤弟说的是，多少举子，成日被这制义时文所困，一生便研究这些，做了官之后，又全忘了。到头来什么都不会，我也向来不喜这些。所以平日教元儿时，也时常告诉他，读书学的是有用的知识，若是一味沉溺于这八股对仗，那便是有害无益了。”

    阮元也应了声是。由于已过十岁，便要考虑入官学之事，这时也难免开始接触八股文，他向来不喜这种强行对仗的格式文章，父亲也不强求。孙洪二人听阮家父子语气，和自己是一样脾气，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阮承信忽然想起一事，道：“二位先生刚才可是说，东原先生要来扬州？”

    洪亮吉道：“所言不错，东原先生最近在京城里修那《四库》，但他一向喜爱扬州风景，近日便来了。听说就是今天下午，扬州安定书院要请他讲课呢。我二人向来仰慕东原先生，这不，连夜启程从江南过来了。”

    几人讨论的东原先生，便是清代名儒戴震，戴震不仅精于经术，对于历法、算学也多精通。洪亮吉、孙星衍都是晚辈，自然会慕名而来。阮承信也素闻戴震名声，只是无缘一见。这时听了二人之言，便道：“既是东原先生讲学，我父子便也一同前往，如何？”

    孙星衍笑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只不过去书院之前，也得填饱肚子呀，若是东原先生讲学，过去时无精打采，岂不扫了人家的兴？”几人听他言辞幽默，也都一同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安定书院就在扬州旧城，从虹桥一路南下，进了镇淮门一直前行便到。阮承信一行用罢午饭，便赶到书院门前。只见书院一带，已集中了数十位书生，四周还有陆续赶到的。问得门卫，只说主讲尚未到来，阮承信一行算来得早的，也及时找了好位置，准备一睹大师风采。

    不一会儿工夫，四周书生陆续进入书院，阮元大致数着，也有上百人了，正好奇间，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道：“阮家兄弟，今天也来听东原先生讲课吗？”

    阮元一惊，忙回头看过去，见是个颇为熟悉的少年，依稀想起是江府遇到过的江藩。阮元当日虽在江府受了欺负，却记得江藩帮过他，对他并无恨意。便道：“江兄也知道东原先生？”

    江藩道：“东原先生是一代儒宗，不知有多少人敬仰先生才学，先生年事已高，近年据说已少与外人交往，今天能得一见，自然要来了。不过我之所以得到这个消息，也是橙里先生告诉我的。”阮元正好奇江昉和戴震有什么关系，只见前面缓缓走来一人，正是江昉。

    江昉对眼前诸生做了个揖，已尽礼数，书生里又认得江昉的，知道他是盐商领袖，平日又礼贤下士，是个应当尊敬的人物，便都安静起来，听江昉讲话。江昉便道：

    “今日来这里的先生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乃是我大清海内第一名儒，戴东原先生！先生近日在京城主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上月间思念我扬州风景，便临时告假而归。在下虽然才疏学浅，可少年之时，与东原先生颇有些渊源，故而一直保持了联系。眼看先生要南下，岂非我等后学之幸事？于是在下便修书一封与东原先生，希望先生主讲我安定书院一日，先生宽宏，看在小弟的薄面上，也就答应了。”

    这话说的谦虚，但戴震何许人物，江昉一句话下来，他竟然愿意南下主讲一日。一时书生之间，已是议论纷纷。阮元也颇为好奇，不知江舅祖为何能与“海内第一名儒”成为至交。阮承信颇知江府故事，便悄悄把事情来由告诉了阮元。

    原来戴震年轻之时，颇好扬州风景，便一度来到扬州，在书院主讲许慎、郑玄之学。所主讲的地方，便是这安定书院。当时朝廷派来扬州的两淮盐运使，名为卢见曾，是个好学爱才之人。听闻戴震在此暂住，便备了厚礼，请戴震到盐运使衙门做了数月座上宾。

    卢见曾颇好交往，一时淮扬名士，大半曾进得卢府。他又是主管盐运的官员，自然少不了和江府来往。当时江昉年纪尚轻，但凭着兄长江春和卢见曾的交情，也经常来卢府和一些名士讨教，便认识了戴震。

    戴震为人颇为自傲，原本江家这种大商人，他不仅不愿交往，反而经常避而远之。但眼看江昉来得数日，为人谦逊，经术之间也颇有见地，方收了成见，也和江昉讲起自己毕生所学。久而久之，二人便有了联系。

    后来卢见曾因盐务亏空，蒙冤下狱，竟而病死狱中。这便是乾隆中叶，轰动一时的盐引案了。当时江府感他宽仁，一直积极联系朝廷，力主卢见曾清白。前后坚持了数年，大学士刘统勋收集全了证据，向乾隆表明事实，才终于为卢见曾平反。江春也因全力奔走，一时在扬州众商归心，成为不可撼动的总商之首。戴震当时已不在扬州，但听闻江府义举，也非常感动。便把江昉当作至交，这时江昉主动相邀，便也不好推却了。

    阮承信的父亲阮玉堂，当年与卢见曾也曾有来往，是故阮承信听过一些他的故事。只是阮玉堂去世已久，平日又不在扬州，两家并无特别亲密的交情，所以日子长了，也就不再联系了，只记得一些当年的故事。

    江昉寒暄了一阵，便向来处施了一礼，请戴震上台，自己则出了门，在一边等着，似乎不愿因自己身份，打扰真正的教学先生。阮元只见江昉所指之处，缓缓走过一个中等身材的老者来。听父亲说，戴震只有五十出头，可眼看眼前这老者，双目平和，似有无尽底蕴，但眼中神色，却比寻常五十之人更要暗淡。依稀可见的发辫上，也多是苍白之色。戴震这些年检校四库之书，耗尽心血，从《永乐大典》等古籍中，辑录得不少失传典籍，一部《算经十书》更是让年轻学子重见上古算学经典。可为了这些，戴震也耗去了大半心力。

    戴震走上台来，对台下学子略一作揖，不少后学晚辈，纷纷站起还礼。只听他缓缓说道：“承蒙橙里先生厚爱，在下归乡，路经扬州，又曾在此讲过学，今日若不前来，反对不起各位了。”阮元听他说话，中气倒足，又颇为谦和，言语圆转自如。殊不知戴震早年也常与人辩论儒家“性理”之类问题，年纪大了，方自然纯熟起来。

    戴震道：“后学戴震，平日颇愿思索这圣人学问中性理诸事，有些一家之言，编了三卷薄册子出来，实在也不是什么大学问。后学在科场多年，也不过得了个举人，想必是学术尚有不逮之处。不过既然各位愿意听后学一言，后学今日便讲讲后学所思，这‘理’字究竟是何来由，又作何解释吧。”戴震对儒家思想中“理”的思考颇多，自己所著三卷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第一部分便是讨论“理”的意义，这时所言，其实也只是自谦而已。

    戴震见台下无人反对，便渐渐进入正题：“我等读圣贤书，这‘理’字，终是绕不过去的，可这‘理’字究竟作何解释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后学尝遍观先秦经典，方认识到，‘理’字意义颇多。有肌理，有腠理，有文理，亦有条理。孟子曰‘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。’可见这人有了心智，便能观万物条理，便是我等常言之‘理’了。这‘条理’一说，又解释为‘得其分，则有条而不紊。’郑康成也说‘理者，分也。’什么意思呢，便是对事物之区别，详加区分。知道事物的差异，便是‘知理’了。自然，知道事物的差异，便也应当知道事物的本质。”

    戴震讲儒家这“理”字，语言浅易，详加说明又不失依据，阮元听了，渐渐信服。又听戴震缓缓道：“这‘理’字字义虽多，但纵观上古经籍，似乎并不常见。各位之所以觉得常见，实乃宋儒言‘理’之故。可宋儒又是怎么说的呢？‘如有物焉，得于天而具于心。’按宋儒这般说法，这‘理’自天而出，自人有了心，便存于心中。可事实是否如此呢？后学冒昧，自觉这‘理’本在人心之外，是人看到天下万物，才明了这万物之理。”

    “大家又要问了，戴某这般言语，有何依据？后学不才，试举亚圣孟夫子之言，为大家解释一番。孟夫子曾言，各人之口不同，但尝起食物，味道相同。各人之耳不同，可听起声音，音韵相同。由此可见，虽然各人心不同，但总能认识到些相同之物，这相同之物，便是‘理’了。”

    “各位又要问了，这与宋儒之言有何区别呢？后学觉得，这事物之理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所以大家才有疑惑。可外界的声音，大家总听得到吧？大家想想，是先有了声音，后被耳朵听见，还是耳朵先知道了声音的存在，声音再出现的呢？自然是前者了。既然耳朵听声音是这样，用心去思考事理，自然也应是这样了。”

    “可有些不学无术之人，听了宋儒所谓理在心中的言论，便自以为所作所为，全凭自己心中所想。心中觉得对了，便是有理，觉得错了，便是无理。久而久之，刚愎自用，不听人言，反倒把这些视为圣人教诲！唉，这大好的一生，便这般自己糟蹋了。要知道这事物之理，应当自外部观察入手，方可在心中形成认识。若是随心所欲而不观察外物，和那些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，又有何异呢？”

    “宋儒不但这‘天理’二字说偏了，便是这‘人欲’二字，一样偏了，后学不才，曾听宋学之人讲起，这《礼记.乐记》之中，便有‘灭天理而穷人欲’一言，如何偏了？要知道这人欲到了尽头，天理自然就被破坏了。可为了维护天理，便一定要湮灭人欲吗？人欲如流水，性理如沟壑，水在沟壑里流动，哪里错了？若是水流不依沟壑而动，四处奔流，才是错了！宋儒看这理欲，便如对待正邪一般，非此即彼。可这天理人欲，并非正与邪一般，是绝对对立之物啊……”

    戴震所言，乃是儒家学者中常见的“天理人欲之辨”，其实颇为复杂，为了讲学，已经讲得非常浅易。但阮元这年毕竟才十一岁，对于这些深刻的道理，也很难理解多少。只觉戴震讲的这些，言辞简明扼要，却又引经据典，极有说服力，至少要比所谓“宋儒”、“宋学之人”要强多了。

    阮元还不知这其中言论，便是清朝中期学者之间，辩论最激烈的“汉宋之争”。清朝取代明朝建立后，不少以明遗民自居的学者痛定思痛，认真反思明亡教训，认为其中之一，便是学者不学无术，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，最终违了圣人本意。所以自顾炎武、黄宗羲以来，便大力呼吁“实学”而反对“空言”。

    但所谓“实学”，本身包罗万象，具体到每一件事物，又有不同的做法。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，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，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。进入清朝中期，学者多推崇顾氏，一时考据之学大盛，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，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，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。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，一共也没留下多少，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，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。

    这些学者往往认为，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，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。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，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。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，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，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，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。

    其实清朝官方科举，并未直接认可汉儒，官方言及科举，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，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。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，更是大力推广理学。故而清朝中前期，宋学占了绝对主流。可清朝进入中期，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，学派后继乏人。一方面文网颇密，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，只要被揭发出来，便可能是大逆之罪。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，却暗中和朝廷较劲，你专用宋学，我便推广汉学。又有惠栋、戴震等人，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。故而朝廷之外，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。

    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，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。但乾隆颇有心术，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“大逆”之心。所以言辞之罪，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，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，非但不加罪名，反而听之任之。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，反而积极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修撰。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，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。久而久之，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，已经成了学政、典试之官，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、江永之说的，不仅不会落榜，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。

    这时的阮元，尚未参与汉宋之争，但戴震这一番言论，却也让阮元心中，多了一个敬仰之人。阮元之后也再未见过戴震，三年之后，因编修四库，致力学术，戴震积劳成疾而终，年仅五十五岁。

    这时戴震讲学已毕，江昉又回到堂中，请了戴震回去，其余书生也各自归家。阮承信父子告别了孙星衍和洪亮吉，正也要离去。忽听江昉在后面说道：“得中可否暂留片刻？”

    阮承信听江昉唤他，只好回过身去。阮元虽不想再入江府，但江昉毕竟是他舅祖，也恭恭敬敬的施了礼。只听江昉对阮承信道：“得中离开我江府，这数来也有两年了，先前提到那件事，不知可否考虑清楚了？”

    阮元颇为疑惑，不知江昉所谓何事，阮承信道：“既是舅父出言，本该前往，只是……”看了看阮元，似乎有些不便。江昉也不强求，道：“若是不方便，回去和夫人商量一下也好。”阮承信这才带了阮元离去。

    阮元本也不知父亲和江舅祖商量了什么，但这天回到家后，阮承信向林氏提起，阮元悄悄在屋外听了，方知来由。原来江家生意遍及长江中下游诸省，西至两湖，都是江家贩盐之处，因而扬州之外，时常缺人管理。他离开江府之时，湖北分号有个账房位置空着，江昉想起阮承信，便向他提及，若是做了账房，平日也能多赚些钱，而且阮承信在外谋生，家里也能节省些开销。

    可阮承信之前一直没有答应，因为阮元当时年纪还小，觉得自己一旦离开扬州，阮元缺人管教，只怕误了学业。江昉当时便补了别人去湖北，谁知近日传回消息，那人不幸溺水而亡。阮元年纪又大了两岁，也不需要特别亲密的照顾了，于是江昉便再一次向阮承信提起这件事。

    林氏听完阮承信这事来由，凭着自己对丈夫的了解，已清楚了阮承信为什么不愿前往湖北。原因无非有三，一是阮承信自恃读书人身份，不愿做账房之事。二是担心即便去了，事情也应付不过来。三则是担心阮元了。略一思忖，这三件事都不难解决。便道：“夫子且先冷静，以我的想法，这账房之事，倒未必有多少难处。先前夫子说，橙里先生多次向你提及前往湖北之事，若这差事真的困难，江家又不会为了你一人，把财路都断送了，必然会立刻派个得力的人过去。既然橙里先生等得你这许久，想来不过是想帮你解决一下生计罢了。”

    阮承信想想，觉得也有道理，江家人脉颇广，必然不至于缺乏人手。但总是觉得以士从商，不免有些不雅。答道：“夫人之言，确是有理，可我平生从不晓商人之事，便是平日并不要紧，也只怕……”

    “夫子是觉得，自己一个读书人，去做那出入记账之事，有失身份，是吗？”林氏知道阮承信在这一点上，终究不会自己承认，倒不如直接点破，阮承信方才可能正视这一矛盾。“可夫子有没有想过，若咱家就这样下去，只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元儿离成年还远，总不能让他去补贴家用吧？更何况，夫子终是要抱孙子的。”

    说这话时，林氏也怕阮元万一在外听到，于是最后几个字，便压低了声音，同时身子微微向左倾斜，眼睛也向左瞥了一下。阮家门户向南，林氏这时向左微动，便是指向东侧，江府正好在扬州城东南方向的康山，这个姿势一做出来，阮承信看得清楚，很快会意，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阮承信与妻子相处十余年，两人都是读书人家出身，性情相投，说起话来，默契也多，平时自己有什么话说不出来，林氏察言观色，便可看出个八九不离十。反过来自己也知道妻子心意，这时看妻子动作，便既领会。妻子说到抱孙子，又转向江府方向，言下之意，便是希望未来阮元订婚之时，可以从江家择一女喜结连理。阮承信生母便是江府出身，早有渊源，而且江家从江昉父辈起，从、表兄弟便不在少数，若是下一代人，与阮元血亲已远，最多称一声表姐妹，但已无近亲关系了。阮元若与江家之女结亲，未来只要不自己败家，衣食无忧一生倒也不难。

    可阮承信与江府之间，关系也并非特别亲密，如果阮承信就这样去和江府谈论阮元婚事，江昉固然宽厚，却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同意阮承信。但若是阮承信愿意接受江昉邀请，为江家做几年事，阮家江家之间，联系便会密切。而且到那个时候，阮元年岁足够，就可以去考官学，一旦阮元入学，再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与江家联姻，便会大有希望。

    阮承信既已会意，想到自己这一生，只怕很难挽回阮家的衰落了。但阮元很快就会长大，若是到时候自己有个不测，阮元未来的生活，只会比现在更困难。阮元又不像自己有国子生头衔，到时候只能沦为平民，再无免除赋役、登堂而坐之类优待。想到这里，自己也确是对不起儿子，若是再硬撑着门面不放，只怕有些虚伪了。便道：“元儿还要几年才能长大，总是要把这几年撑过去。这湖北一行，看来是必须要去了，只是元儿的学业……”

    “爹爹放心，元儿一定继续努力，绝不让爹爹失望。”阮元听了父母这一番话，再也按耐不住，便索性走出来，道：“爹、娘，你们的话，孩儿已听到了。孩儿虽然不能全懂，但孩儿知道，爹爹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元儿，才考虑去湖北的。元儿现在还小，做不了什么，但我可以现在努力，七年之后，元儿成年了，就可以撑起这个家了！”说道这里，阮元虽然勇敢，却也不免有些心虚。胡廷森自江府一别，后来虽也指点过他，可胡廷森自己事务同样繁忙，很难一直帮助阮元，后面读书学习的路，自己也不清楚该怎么办。

    林氏笑道：“元儿倒是有孝心，爹娘已经知道了，但元儿你还小，先把课业完成，才是你该做的。”忽然想起，陈集家中，据称近日有位新来的先生，听族里人这先生颇有才学，讲学简明扼要，让人易于接受。阮元若去陈集跟这位先生学习，倒也不会误了学业。便和阮承信父子说道：“其实夫子去湖北，也未必就耽误了元儿学业。元儿，家里没了这个能教书的爹，还有我这个能教书的娘呢。”

    阮承信一时不解，林氏继续道：“前几日陈集的表兄来信，说陈集我们林家家塾里，近日来了位先生，姓乔，名字大概是叫做……乔椿龄吧，说乔先生学识渊博，人也谦和，平日家里子弟但凡有请教的，乔先生都一一耐心作答，以前请的先生指点不明之处，乔先生都能讲得通透。元儿愿意到乔先生那里去读书吗？”阮元听母亲说乔椿龄为人不错，自己除了胡廷森外，也没其他认识的先生，便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阮承信笑道：“不想还是夫人聪明，今日橙里先生和我说这事时，我尚有不少难处，没想夫人这一提点，竟全都解决了。看来湖北这一趟，我是可以放心去了。”又对阮元道：“元儿，父亲知道你娘贤惠、又识大体，即便父亲不在家里，有你娘在，凡事听你娘的话，总是不会错的。元儿能记住吗？”

    阮元点点头，阮承信又道：“爹爹这两年教你《资治通鉴》，故事也讲了上百个了，依你现在所学的内容，想自己看通鉴全文，爹觉得已经不难了。以后便自己多读书吧，一定要记住，咱们读书，是为了学有用的学问，千万不要被科考耽误了。”阮元也答应了，其实这时他听多了阮承信讲历史故事，早已自己把《资治通鉴》看了一些，听父亲对此非常认可，当然更自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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