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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舒眉而笑。”

当初劝薛崇训的那番话根本就不是宇文孝说的，宇文孝就没有那种文人一样感叹人生的情怀，更说不出那番话来。话本来是刘安说的，本来是件小事，宇文孝却记得清清楚楚，这会儿拿出来据为己有，他连脸都不红一下一副坦然，因为他根本就不信时隔许久刘安还记得，就算记得估计也不会再提那么件小事了。

果然王昌龄听罢很有些动容，看宇文孝的眼神也不同了，宇文孝那张饱经风霜沟壑层层的老农脸，让王昌龄颇觉此人的阅历定然有一番人情冷暖的感悟。倒是张九龄有些诧异，总觉得不对味，只是他不了解此事，也就没有多说什么。

宇文孝又道：“再说灭门之事并非薛郎亲口下令，当时兵荒马乱便委托殷将军办这事儿，结果殷将军一把火把人全家几百口一块儿烧没了，还亲手捅死了崔侍郎的女儿崔莺，听说她和薛郎本来多少有些……”此话他说得就更过分了，处置崔侍郎家人时他宇文孝也在场，本来殷辞还琢磨着薛崇训的用意有点犹豫，结果宇文孝一个劲地劝说下狠手；还有那崔莺差点被玷污，殷辞一刀砍了倒也保了她的清白。

现在倒好，宇文孝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殷辞身上。反正殷辞是个武将，而且现在也不在场。

俩人在那里扯旧事，张九龄感觉有些无趣，因为他投过来得比较晚，对那些事根本不了解。他便转移话题道：“刘相公的新税法我也仔细看过，引起士人的不满倒在其次，关键是不容易施行，可能无疾而终，也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。毕竟在地方上得不到名门大族的支持，地方官员也难以施政。可能太平公主和中书令最终决定拖延此案，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”

王昌龄一脸忧愁道：“子寿所言即是，不能按照财产土地多少的依据来征税，就算施行两税法也是避重就轻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。”

张九龄道：“减少军费开支，倒也可以很容易维持下去，急于建功立业当然会动摇旧规矩的根基。但薛郎当政显然不愿意这样，否则中书令的兵制革新也得不到支持。如今看来，解决了武备兵源问题，却极大地加重了国库负担，如不治理疏通朝廷定然日趋维持困难。”

王昌龄一时无策可出，苦思不语。不料张九龄却满面笑意，王昌龄忙问何故，他说道：“治国者如带兵者，如天下承平一切都已井然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空有武艺又如何？”

近朱者赤，王昌龄受他的影响，胸怀也开阔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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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章季真

宇文孝提及亲王国幕府要为薛崇训分忧，二龄也想了些办法。虽然作为薛氏一派的官员，满朝文武见了他们都得谦让几分，但是权限上各有分工，他们仍然没法干预税制国策，大略的方向仍然由中书令张说及政事堂诸相公阁老们掌握；不然还要政事堂三省六部等朝廷机构作甚？

左右无策，一日王昌龄便在官署中对张九龄说：“自从刘相公主持革新‘三政’盐政、河政、粮政及钱法两税法施行以来，轻徭薄赋利国利民，天下未有怨言却大幅提高了收入，国库今年岁入预计可达三千八百余万缗。照以前的国家用度，这样的境况早已富足并有余，可而今军政两边臃肿庞大，竟到了穷窘之地。”

张九龄时不时点点头，并不言论。

王昌龄又道：“大头还是战争军费，数年以来屡次开边，动辄花费百万缗，尚且不算地方民夫劳力财物。本来是百年功业的大事非得短年月之内强求，若非大唐国力强盛恐已到民不聊生的地步。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劝谏薛郎莫要好大喜功，应该民生安泰为本，稳定周边以和外交，同时裁撤臃肿的官府及军府，盛世不远矣，这也是咱们作为谋臣的本分；而不是去怂恿他的错误。”

他说了一大通大道理，不料张九龄不置可否，却忽然左顾而言它：“你认不认识季真？贺知章啊。”

王昌龄愣了愣，沉默了片刻，没弄明白张九龄为什么要岔开话题，难道我说错了：或者此中不仅牵涉国泰民安的原因，还有薛崇训掌权的考虑？

他一时没想明白，便呼了一口气冷淡地答道：“未曾见过面，但见过他的诗句和书法。不知他现在何处任职？在长安没见过。”

“在洛阳。”张九龄平和地说，好像闲聊一样的口气，“季真和我一次外迁的，当时我觉得仕途黯淡便辞官回家修路利民去了，他却遵从了朝廷的调职去了洛阳做官。最近听说他在永业田上种棉花纺白毡，赚了不少钱呢。”

王昌龄愕然：“不好好做官种什么棉花，为小利而舍大义。”

张九龄微笑摇摇头：“出白毡最多的是西州，中原也可以种，不过现在还很少所以卖得贵。这是好东西，从播种到纺成一匹白毡，花费的人力物力比丝绢少很多，比麻布也费不了太多的力，却比粗麻穿起来舒适美观。少伯想想，庶民大多穿不起丝绢织物，穿那麻布却很不贴身冬天也不保暖，如果白毡不是物以稀为贵，万民皆有衣穿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么？当国者让庶民不寒不饥便为本分也。”

虽然他一口一个利国利民，但王昌龄也听出了弦外之音：“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个法子，况且目前中原棉少，一开始倒也是暴利。”

张九龄微笑着点头道：“国库并非窘迫，只是薛郎近期急于对突厥用兵，从练兵治军到出征需一次花费额外的用度罢了。我们不在政事堂，只要能出一份力就尽了责任态度，而国策大事，咱们不在其位何必去白劳心思？”

王昌龄沉吟道：“贺知章毕竟是小官，见了专相中书令委托他开口调回长安并非什么难事。”

二人商量罢，便先写了一封书信送到洛阳去和贺知章联络。

……贺知章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仕途是越混越差，武则天时刚中进士就封授国子四门博士，在长安做京官前途一片光明，不料当了近二十年的官，现在可好混到洛阳来了。按照唐代官场的路子，如果一心要爬到顶峰实现抱负的人，外放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儿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贺知章不仅外放，品级也没见涨，也不知他悟到了什么道理。

不过他平常却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，在洛阳也过得逍遥自在，和当地的高门贵户结交甚好，五十余的人依然**不羁常常光顾洛阳刘公产下的青楼酒肆欣赏音律舞蹈。刘公是洛阳数一数二的世家富户，自称汉代高祖之后，不仅富可敌国，